中新网 北京3月8日电(记者 赵晔娇)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街镇社区、各行各业落地落实。

　　浙江是经济大省，也曾是诉讼大省，近年来却实现法院收案数六连降。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接受 中新社 采访时表示，浙江三级法院主动将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坚持源头治理，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引导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消除在萌芽状态。

　　在浙江，一个解纷端口前移、司法服务下沉、数据赋能预警的诉源治理新机制不断完善，诉源治理“组合拳”效应持续放大。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受访者 供图

　　将法院调解置于社会治理大格局

　　为破解案多人少这一“老大难”问题，浙江曾下了很多功夫，尝试将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等各类调解资源汇聚到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用调解缓解审判压力。

　　“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由法院主导的纠纷多元化解模式很难有效形成整体合力。”李占国解释，虽然各种解纷力量众多，但基本上“各自为政，各管其事”，往往是“法院主导”变成“法院全管”、“最后一道防线”变成“第一线”“最前沿”。

　　这一现象引发李占国思考：“当我们将诉源治理置于社会治理体系中去看时，就会注意到社会治理资源是解释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的重要要素，而调解工作需要调动利用各方面社会资源。”

　　为了让诉源治理各部门之间有一个更高的协同主体，浙江法院主动将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领导的大治理格局之中，实现从“以我为主”向“主动融入”转变，推动形成党委领导下的“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

　　“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协同治理能量加速迸发。以台州市黄岩区社会治理中心为例，17个部门30个平台机构入驻其中，23个业务窗口依次排开，几乎囊括了所有涉及基层治理的职能部门。

　　目前，浙江90家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入驻当地社会治理中心。前端综合受理窗口受理纠纷后，优先引导至各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再引导至仲裁或诉讼。

　　2023年，浙江全省社会治理中心统一受理各类信访和矛盾纠纷61.59万件，办结60.04万件，办结率达97.48%。

　　让基层“末梢”成治理“前哨”

　　诉源治理，重在源头。如何激活治理的“神经末梢”，近年来，一种“共享法庭”新模式在浙江大地全面开花。

　　“一根网线一块屏，不用增编建房，镇街、村社就连上了司法外援，这就是共享法庭。”李占国介绍，每个共享法庭配备一名联系法官、一名庭务主任和若干调解员。法官无需常驻，通过网络、电话等就可随时联系，即便不会上网的老人，找到庭务主任就能联系上法官。

　　在浙江，共享法庭触手可及，不止在镇街、村社，哪里有需要，共享法庭就设在哪里。

　　在丽水青田，为海外侨胞服务的共享法庭跨越重洋调纷止争；在温州永嘉，当地法院联合公安机关设立警务“共享法庭”，打造县域治理“法院110”；在金华义乌，8个商贸市场特设9家“共享法庭”，实现纠纷不出市场……

　　李占国列举了一组数据：目前浙江已建成2.7万个共享法庭，覆盖100%镇街、98%以上村社，各行业协会、调解组织、社会团体等特设共享法庭2900余个，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达76.93%，助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数字赋能解纷场域从线下到线上

　　“任何制度都是对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需求的响应。”李占国置身于浙江这个互联网强省，深刻体会到数字技术通过对物理空间“脱域”，提高了纠纷化解的可获得性。

　　“解纷从最多跑一次，到最多跑一地，能不能让群众一次都不用跑？一个把矛盾调解中心搬到线上的想法在浙江法院萌生。”李占国说。

　　2021年7月，由浙江省委政法委牵头主管、浙江高院代建的浙江解纷码正式对外发布。群众有烦心事，只需扫一扫登记上传，平台会根据分案规则，将纠纷分流至所在地调解组织、行业性专调委或主管部门，一步成讼的案子自然少了。

　　依托浙江解纷码，全省矛盾纠纷可实现一网受理、一网归集、一网分流、一网反馈、实时跟踪。

　　在浙江舟山一起标的额近7000万元的金融借款纠纷案中，矛盾纠纷当事人身处不同地区，线下调解费时费力，效率较低。双方当事人通过浙江解纷码与调解员线上交流、反映诉求、上传证据材料，打破了时空阻隔，也让矛盾纠纷全流程有迹可循、有据可查。

　　“以一码打破部门壁垒，链接信息孤岛，实现矛盾纠纷调处在省域层面资源集聚、分层递进、智能解纷。”李占国总结。

　　谈及这几年的变化，他感受颇深：“从‘法院代管’回归到‘党委主管’，从最早需要去社会治理中心到扫一扫解纷码，不断丰富的渠道从线下到线上打通了矛盾纠纷化解的‘任督二脉’。”(完)

【编辑:房家梁】

　　作者：马一凡

　　目前，多城挂牌量处于高位，仅能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老破小”或是面积小、交通不便的房子，已经非常难出手，等待置换房子的改善型购房群体却依然庞大，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

　　“在房地产行业，品质已经缺失了五六年之久，而现在随着楼市过渡到买方市场，购房者对品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房企将在产品力上开启激烈竞争。”近日，一家大型房企华东区域的设计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截至今年10月，已有约20家房企基于市场变化与客户需求变化，调整发展战略，推出了新产品、新服务体系或启动社区焕新等。克而瑞集团CEO张燕认为，以投资为驱动的购房者已经退场，房企接下来的主战场是争夺自住改善型客户，在品质竞争上将非常“内卷”。

　　一位长期观察行业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过去受到市场限制和成本控制等因素影响，楼盘品质对于房企来说并不是第一位的，即便房企有好的想法、理念和设计，受大环境影响，也基本难以实现，而过去评价一家房企是否优秀，多是从融资能力、拿地能力、销售规模等维度考量，但现在，市场环境和政策因素都在倒逼房企回归品质时代。

　　8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了两大目标，其一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其二便是推动建立房地产业转型发展新模式，让商品住房回归商品属性，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这意味着房地产市场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居民的住房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即便是一些还未买房的刚需客户，也即将被低端二手房和保障房分流。

　　克而瑞研究中心认为，未来新房市场将持续转向改善及高端住房需求，新房住宅将趋向于“所见即所得”，无限接近现房销售。

　　明源不动产研究院表示，未来住房刚需市场将加速萎缩，改善住宅市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结合近期多地取消地价上限、重回“价高者得”，未来改善住宅和豪宅市场将更具想象空间。

　　“今年在项目营销和交付时，我们的感受很不一样。过去项目只要地段好、价格有倒挂就会好卖，而现在客户会反复对比同一个片区里多个项目，对绿化、会客空间、地下车库、会所等公共区域的品质要求变得非常高，这倒逼着我们需要在设计上进行改变，提前两年就要预判未来趋势，才能在交付时不落在其他竞品后面。”提及近期对房地产市场的感触，上述大型房企华东区域的设计负责人说道。

　　“从目前上海的市场来看，总价300万至400万元是刚需‘上车’的门槛，这个级别的需求已经有所减少，而在其他城市，‘卖小卖旧’还要比上海更难一些，应注意到房地产市场结构性供需错配的问题，普通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已经出现住宅供应量总体过剩，刚需的居住需求已经满足，所以在土地出让的时候就应当把改善型住宅的比例增大。”镜鉴咨询创始人张宏伟对记者表示。

　　从数据来看，据克而瑞统计，今年新房总体成交中，三房产品仍占据主力地位，成交套数占比56.1%，四房产品则保持快速增长趋势，五房及以上房型的产品成交占比也有0.3个百分点的增长，而一房、二房及其他户型占比持续走低，110-140平方米的㎡面积段产品成交比重达到37.9%，是市场成交的主力，140-180㎡平方米面积段产品占比增长最快。

　　市场趋势下，不少房企已经在发力高端市场，以巩固自身竞争力。近期在克而瑞产品力论坛上，保利发展控股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吴劲松表示，保利发展已在其地产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了“品质时代”的概念，对其产品品牌服务进行了全新升级。中国电建地产集团副总经理于建勋表示，地产进入了新时代，以前的土地红利、资金红利或金融红利正走向管理红利及产品力红利，在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该公司产品策略是以改善型作为主战场。

　　张燕表示，头部房企对产品竞争力非常重视，已经在进行更为精准的研发与升级；其次是城投平台，2022年城投平台拿地已开工土地数量达到195宗，其中22%的项目选择合作或代建模式，其余一些城投平台也在打造自己的产品线了；此外，各地中小型房企也希望通过产品细节来打动客户，已有此类房企靠产品力出众能将项目价格卖到比周边竞品高出50%。

　　基于这些特点，克而瑞预估，未来一两年，房地产好产品的成长空间正在释放出来，购房群体和租房群体对于住房的品质要求也将逐年提升。 【编辑:叶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