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 沈阳10月29日电 题：辽宁长城知多少？

　　——专访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东北大学教授赵琛

　　 中新社 记者 韩宏

　　长城是中国现存体量最大、分布最广的世界文化遗产。辽宁省有长城吗？“血肉长城”一词诞生在哪？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东北大学教授赵琛近日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专访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有人疑问“辽宁有长城吗？”为此请您介绍一下辽宁长城？

　　赵琛：辽宁有长城吗？常有人提出此疑问。人们一般认为长城是从山海关老龙头开始向西延伸到嘉峪关。鲜为人知的是长城沿老龙头向北修筑经过角山、九门口延伸到锥子山。辽宁境内的锥子山上长城“三龙聚首”，呈“T字形”走势，向西延伸到河北、北京长城，向东延伸到辽宁丹东虎山长城以东，向南延伸到山海关长城。同时，走过辽西走廊，沈阳、抚顺、辽阳、凤城、宽甸等城镇都是因为修长城而建，其中沈阳故宫原址是秦开修燕长城的候城遗址，汉万里长城时扩建戍堡为市。

　　辽宁现存战国(燕)、秦、汉、辽、明、清等时代遗存，是中国历代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沿革上看，战国时期，燕国已将长城修到辽宁境内丹东虎山以东，《史记·匈奴列传》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秦统一中国后废弃魏长城、赵南长城、楚长城和齐长城，并在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长城基础上，连接了赵北长城、燕长城。从此，中国第一次有了“万里长城”的概念，而辽宁长城便是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万里长城东至丹东虎山以东、西至嘉峪关，并以秦、汉、北魏、北齐、隋时期的长城为基础，修建了祁连山东麓至嘉峪关部分。清长城沿用明长城的基础，拆掉了辽宁境内的部分长城，使山海关军事形制从明朝防东边变为清朝防西边使用。

　　长城是一个完整的军事体系，烽燧、戍堡系统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如沈阳地铁二号线“三台子”站，这一名称原是指长城的烽火台。

赵琛在凤城爱阳堡长城考察。赵琛 供图

　　 中新社 记者：研究辽宁长城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辽宁长城在推动民族融合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赵琛：辽宁长城关系到长城东部起点的探源，最新研究发现，丹东虎山长城以东存在长城，那里还有独立的烽燧和关隘，遗存有长墙。

丹东虎山长城。赵琛 摄

　　长城是民族迁徙交往、彼此融合的见证。明朝以后，与长城有关的大规模迁徙现象有走西口、闯关东，由此还在东北产生了一个名词——关里家。到清代，康熙皇帝允许前朝戍边将士、军户迁到长城以北定居。千百年来，多个民族在辽宁大地、长城内外不断融合交流、互学互鉴，形成了独特的地方民族文化。

　　从战国燕长城到秦、汉、明三朝的万里长城；从山海关外第一城到“三龙聚首”锥子山；从宽甸六堡到各民族交流融合的辽西走廊……辽宁长城以山、海、城、岛的独特地貌成为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锥子山长城。赵琛 摄

　　 中新社 记者：辽宁长城与辽西走廊有什么关系？

　　赵琛：辽西走廊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经贸廊道之一，以绥中长城、兴城长城、北镇长城、朝阳长城为代表的历代长城防御体系是辽西走廊的标识性建筑，集中体现了古代陆海一体化军事防御系统的建设成就，展现了长城与山海环境相互融合、共生互动的文化景观。

　　在古丝绸之路上，辽西走廊的长城作为丝路长城的一部分，在推动中原与朝鲜、日本、远东地区等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河西走廊连接着亚非欧的贸易与文化交流，辽西走廊则在东北亚地区发挥着桥梁与纽带的作用。

　　辽西走廊是被渤海和燕山长城夹着从山海关走到辽宁的通道，这部分长城在当时除了防御外患，主要是为方便日本、朝鲜等国使节进出而使用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城是国家秩序的体现，使各民族可以在其关口里交易，而不是通过战争相互掠夺。长城的修建，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中华文化的兴盛具有重要作用。

九门口长城。赵琛 摄

　　 中新社 记者：长城精神在辽宁如何体现出来，有什么独特之处？

　　赵琛：清末时期，辽宁虎山长城被倭寇占领，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屡遭战败，但在辽宁宽甸长城却打了场胜仗。那时，人们发现长城已经难以防御敌人的进攻，只有军民团结起来，万众一心用血肉才能筑起新的长城。

宽甸赫甸城。赵琛 摄

　　辽宁是血肉长城萌发地。“血肉长城”一词诞生在沈阳，“血肉长城第一人”黄显声，是东北义勇军的缔造者之一，指挥了“锦州保卫战”等一系列战役。抗日英烈杨靖宇，带领东北抗日联军以微弱兵力周旋于白山黑水之间，与日本关东军相持数年之久，留下了“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的铮铮誓言。

　　辽宁桓仁是国歌素材原创地，《义勇军进行曲》中的歌词“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正是“血肉长城”的体现。在辽宁长城沿线，从“九一八”、东北抗联、辽沈战役、到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抗美援朝，无数英雄用鲜血筑起坚不可摧、保家卫国的“血肉长城”。(完)

　　受访者简介：

　　赵琛，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东北大学教授、中国-东盟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古建筑文化遗产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古村落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负责人，《中国大百科全书》长城卷副主编。致力于长城学、古建学、古村落研究，主要著作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数字长城》，及《大美村寨——凤岗》《福陵》《昭陵》《百寿坊》《百狮坊》《文昌祖庭》等。

【编辑:陈海峰】

原标题：推动精准对接 助力成果转化

“套管是电气装备的重要部件，技术含量很高，通过‘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我们和西安交通大学紧密合作，实现了从超高压到特高压、从交流到直流套管的升级，成功打破国外垄断。”在日前举行的2024中国千校万企协同创新推进会上，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谢庆峰告诉记者，产学研协同创新是西电构建研发体系、破解“卡脖子”难题的宝贵资源。

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有组织地推动校企精准对接、合作创新，2022年，教育部牵头，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等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实施了“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行动实施的效果如何？产教融合如何进一步深化推进，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拉紧校企高效互信合作纽带

千校万企如何发挥协同力量？同以往的校企合作模式有何不同？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原司长雷朝滋表示，与过去量大面广、自发的高校科技人员与企业合作相比，有组织的校企合作可以组建跨学科跨领域、上中下游衔接的攻坚团队，针对行业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共性技术和“卡脖子”问题，解决行业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切实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提升企业的国际核心竞争力。

“截至目前，平台参与高校共计500余所，参与企业超2000家，收集技术研发需求超3500项，成功帮助一批企业对接高校，解决了技术研发难题。”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平台秘书长赵强介绍，平台将从加速开展校企精准对接、加快成果落地转化、大力开展科创服务创新试点等方面展开工作。预计到2024年年底，将完成5000项高质量科技成果、5000项企业需求和1000名行业领域专家入库，服务不少于2000家企业与高校对接，落地成果不少于1000项。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朴世龙表示，校企循环促进机制是深化校企协同创新的核心驱动。他认为，科技创新是个系统性工程，高校与企业扮演着功能不同但优势互补的角色，来自高校的前瞻性研究可以为企业提供技术思路和解决方案；来自企业的市场信息和资金支持可以分散高校的研发风险，加快技术的成熟与产品生产，完成“从0到1”“从1到N”的跨越。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校企合作并不只是以高校基础研究为起点，以企业应用转化为终点。生产一线往往蕴含着关键的科学问题，源自企业的技术需求可以持续推动高校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优质科研转化，发挥成果转化对教学科研的带动作用。”朴世龙建议，下一步应构建好高质量的校企循环促进机制，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密切结合、科学家与工程师深度理解、高校与企业高效互信，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科技成果转化制度革新成热议话题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加速推进；科技成果评价改革试点、加快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试点正在进行；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大力推进，专业化服务能力逐步提升……当下，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革新成为专家们热议的话题。

“2023年，全国技术合同达到94.6万项，成交金额6.15万亿，同比分别增长了22.5%和28.6%；高校院所成果转化合同总金额，高校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服务平台数量均持续增长。”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副司长秦浩源用一组数据说明科技创新成果应用正在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朴世龙认为，稳定可靠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是深化校企协同创新的重要保障，完备的科技成果管理规则、良好的成果转化制度不仅是对各方行为的规范，也是对各方权益的保障。

“原始创新成果的转化周期漫长、不确定性高，只有制度明确、规则清楚，企业才有信心把真金白银投入科技成果培育与转化过程中，科研人员才能安心从事基础研究。因此，建议高校与企业从实际出发，明确知识产权归属与权益分配，完善制度化的转移转化流程，搭建专门化的成果管理与对接平台，打造专业化的转移转化团队，以便消除校企合作过程中潜在的误解与冲突，为新质生产力要素顺畅流动与高效配置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朴世龙表示。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通过高校和企业双向发力，促进产生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实现成果供给和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有助于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秦浩源表示，下一步，科技部将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制定科技成果赋权制度，进一步畅通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路径；完善新时期国家技术转移体系顶层设计，优化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推动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示范；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支持领军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共建高水平创新平台，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推进科创服务体系化标准化

朴世龙表示，开放的合作生态是深化校企合作创新的关键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开放的校企合作生态不能只包括高校与企业两个创新主体，而要联合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等其他创新主体的优势力量。

“近年来，地方政府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塑造区域发展创新动能方面意愿强烈、政策有力，金融机构参与可以有效缓解高校企业创新项目缺乏早期资本、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因此，建议高校与企业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积极争取各地政策支持，通过合作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参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建设，推动原始创新成果、先进技术与优质产品更好服务区域发展；建议在合法合规、严控风险的前提下，实施引入金融机构支持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通过多种金融工具和服务推动更高质量的校企合作，发挥金融创新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凝聚强大合力。”朴世龙说。

“今年我们要在中关村策划举办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平台的产业对接活动，尤其是针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等前沿优势领域，与我们服务的中关村科技企业开展校企对接，还要积极协同创新网络开展平台落地工作试点。”中关村发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潘金峰介绍，目前中关村发展集团在全国50个城市通过轻资产运营等方式共运营66个创新空间，与当地政府、科技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在这些创新空间中，有一批专门服务于高校成果转化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基地和高校大学生创业园，通过这些合作网络，我们可以集全集团的力量与资源，为服务对象提供项目落地的成熟空间和完善服务体系，让平台上的高校、企业在全国各地享受到一流优质服务。”

（记者 周世祥）

(责编：李昉、郝孟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