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 北京3月4日电(记者 陈杭 程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马一德4日在接受 中新社 记者采访时建议，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知识产权定价优势，打造成为世界前沿科技成果产业化优选地。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门类和供应链配套。”马一德介绍，中国市场是一个超大型的单一市场，法律体系、商业规则、执法体制、语言文化等具有超强的统一性，且持续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马一德提到，作为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体系的后来者，中国并未参与早期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和经贸规则的讨论制定，科技创新成果在全球市场进行议价交易时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

　　他建议，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在激励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要将其转化为在全球知识产权贸易中的定价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在国际科技竞争和产业竞争中赢得优势。

　　马一德举例称，新能源汽车产业兴起之初有电能、氢能、燃料电池等多种技术路线，中国重点选择电能路线，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逐步掌握产业链和供应链主导权。

　　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迎来爆发式增长。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958.7万辆和949.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5.8%和37.9%；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位；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同比增长77.2%，均创历史新高。

　　马一德表示，销量领先并不意味在新能源赛道竞争中已处于领先地位。新能源汽车行业能否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根本上取决于企业创新能力。

　　“尽管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专利呈上升态势，但是整体上相对分散。”他建议，通过建立专利联盟“抱团作战”，将分散的技术创新力量和专利成果汇集成可与海外企业相抗衡的技术实力和专业能力，汇集开放创新资源。

　　马一德表示，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呈现组装工厂多、创新企业少的特点。他建议，引导企业在行业细分领域创新协作，形成整车企业协同零部件企业的“卫星式”格局，避免“代工厂”式的低端竞争和滥诉内耗。(完) 【编辑:胡寒笑】

　　 中新社 天津12月8日电 题：“良心”何以写入《世界人权宣言》？专家学者共话张彭春人权思想

　　作者 王君妍 孙玲玲

　　《世界人权宣言》(简称，《宣言》)第一条提出“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中，良心(conscience)写入《宣言》，是因为《宣言》起草者之一张彭春的建议和据理力争。

　　在《世界人权宣言》发布75周年之际，为纪念张彭春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促进对中国人权思想发展的深入研究，8日，“张彭春人权思想研讨会暨《张彭春文集·人权卷》首发式”在南开大学举行，40余位人权专家学者围绕张彭春在《宣言》起草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展开深入讨论。

12月8日，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与张伯苓研究会联合主办、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和法学院共同协办的“张彭春人权思想研讨会暨《张彭春文集·人权卷》首发式”在南开大学举行。刘峰奇 摄

　　张彭春，字仲述，天津人，中国知名教育家、外交家，南开大学教授，张伯苓的胞弟。作为《国际人权法案》起草委员会副主席，他直接参与和领导《宣言》的起草工作，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宣言》完成了人权标准的认定，推动了人权组织的产生，并最终实现了人权规则的落实。是这种价值观使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张伯苓研究会顾问、张伯苓后人张元龙在致辞中表示，《宣言》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理论之冠，张彭春为其注入了极有价值的中国智慧。

　　“张彭春经历了多年西方教育的培育，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思想根基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孙平华说，中华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智慧为张彭春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他善于面带微笑、以幽默的话语，借助中国谚语和熟语以及丰富的外交技巧，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智慧、外交策略和非凡才能。

　　美国学者麦克法兰在《<世界人权宣言>缔造者》中指出，张彭春在《宣言》创制过程中“试图将中国古代哲学理念注入《宣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赵建文表示，在《宣言》起草过程中，张彭春利用他的中国哲学督促委员会避免走向极端，并且促进了成员们接受不同观念元素的意愿。

　　张彭春提议将中华文化中的“仁”写入《宣言》。何为“仁”？他解释说“仁”就是“人与人的互相体认”(two-man mindedness)。经协商，与其含义最接近的 conscience(“良心”)规定在《宣言》第一条。

　　针对此，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秀梅表示，张彭春主张将代表人口众多的中国的人权理念“良心”写入《宣言》，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人类几乎所有文化中，最为朴素的‘良心’都占有一席之地。孟子曰‘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德国诗人海涅说‘照耀人的唯一的灯是理性，引导生命于迷途的唯一手杖是良心。’”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党和苹同样表示，“良心”一词与《宣言》要求的规则性和普遍性高度契合，是成功的中西文化的交融。“尽管儒家思想与西方法律传统有诸多不同，但中国理念对于扩大国际人权规则的代表性是有重要意义的。张彭春非常有创造力地将良心与理性并列，共同作为人的基本组成或者特征，极大增强了对人权的多元文化理解。”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认为，张彭春的许多人权思想对当今全球人权治理范式的变革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起草《宣言》过程中，张彭春当年所倡导的理念与今天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都体现了以“团结合作”为特征的全球治理范式的要求，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变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重温张彭春的这些思想，可以使我们认清人权发展的‘正道’，顺应历史的趋势，加强国际团结合作，真正促进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常健说。(完)

【编辑:邵婉云】